5月31日下午，一条重磅新闻发布：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这有利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保持我国人力资源禀赋优势。

“这意味着，生育政策在保证数量限制的前提不变下，生育空间进一步宽松化。”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说。

“二孩”效应正逐步减弱的当下，哪些人更愿意生三孩？

“十四五”或有望实现自主生育

不久前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4-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明显上升，由2013年的30%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50%左右，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仍然高于40%。

但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也坦言，“二孩”效应正逐步减弱。这也符合学界长期以来的观察，近年来，不断有放开生育的呼声。为何此次政策调整，仍控制在“三孩”范围内？

宋健认为，中国在人口上面临双重问题。其一是长期以来关注较多的结构问题，如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下降等。另一方面，中国也面临较大的规模压力。

“人口规模上来讲，中国仍然是有庞大的人口总量，”她表示，庞大的人口总量和中国有限的国土面积，人口和资源环境之间紧约束的关系仍然存在。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翟振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下一步政策走向应该是自主生育，“十四五”期间实现自主生育“应该没问题”。

哪些人群是生三孩主力？

在宋健看来，三孩生育意愿“因人而异”。“在全面二孩政策下，现在生育意愿本来就有点偏低，如果放开三孩，国家层面上是把生育空间变大了，但个体能不能充分利用这个空间，还有待观察。”她说。

七人普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而宁吉喆介绍，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有关调查，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子女数为1.8。

从学界到政府层面，近年来的研究多次印证了这一结果。中国人民大学北京社会建设研究院研究员庄亚儿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下中国妇女生育意愿。

数据显示，根据2017年调查，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15-49岁未婚和有偶育龄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为1.96。理想子女数为2孩的比例仍占绝对主导地位，0孩、1孩、2孩、3孩、4孩及以 上的比例分别为0.7%、12.1%、79.7%、5.9%和1.5%。

该作者发现，打算生育3个及以上孩子的较高生育意愿育龄妇女比例约为9.3%，这部分人群中，相当比例妇女的生育意愿在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仍未能得到满足。

其中，未上过学的妇女该项比例达到33.4%，西部地区( 13.5%) 约相当于东北地区(1.7%) 的8 倍。在至少生育过2个孩子的妇女中，前2个孩子均为女孩妇女的该项比例( 45.6%) ，远高于前2个孩子均为男孩(16.6%) 以及1个男孩1个女孩( 14.6%) 的相应比例，反映了男孩偏好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维吾尔族、 彝族和藏族妇女中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比例约为总体平均水平的2~5倍。

作者分析，平均理想子女数与出生年代的早晚呈反向变化关系，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下降，随曾生子女数的增加而上升，随家庭收入的增高而下降，农业户口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大于非农业户口妇女，非独生子女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大于独生子女妇女。

“从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理想子女数的变化情况判断，在未来生育政策进一步完善的情况下，理想子女数仍将继续保持稳定。”该作者认为。

三孩家庭需要哪些支持？

今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到，要对三孩政策实施“配套支持措施”。这些家庭可能需要哪些支持？宋健认为，这些配套支持措施和全面二孩下的“差不太多”，性质上一样，但在“量”上要有更多的要求。

例如，生育、养育、教育孩子的成本很高，生三孩对家庭经济压力更大。“相关的生育成本的降低，特别是养育和教育成本的降低，可能就迫在眉睫。”她说。

类似的还有就业政策。“能不能保就业？能不能稳就业？”在宋健看来，虽然国家已提出多年，也一直很重视，但这方面相关措施可能还得做得更细些。

“现在住房改革可能比以前更为急迫，”宋健说，三孩对住房要求也变高，特别是在大城市，需要解决居住问题，“至少我生下来孩子能够有地方住”。此外，女性工作和家庭平衡等“老生常谈”的问题也值得关注。

今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提到，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推进教育公平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降低家庭教育开支。要完善生育休假与生育保险制度，加强税收、住房等支持政策，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